严旎萍 吴天跃︱收藏、翻译与艺术趣味：西班牙人阿格特与清代海幢寺外销组画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8之“大雄宝殿”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9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广州海幢寺在18世纪末因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和荷兰使团的到访而成为欧洲人眼中最为知名的中国佛寺，也成为外销画的重要主题。海幢寺建筑与佛像题材外销组画至少曾存在英国版本、西班牙版本和荷兰版本等，由西班牙商馆首任大班曼努埃尔·德·阿格特（Manuel de Agote,1755—1803）1796年订购的版本现藏广州海幢寺。阿格特的日记稿本及艺术收藏展示了西班牙订购者在广州的活动与他的艺术趣味，他还为订购的海幢寺组画增补了西语注释，试图将寺院建筑与佛教故事的意涵解释给西语的观众群体，迎合了当时欧洲流行的东方学偏好。而海幢寺组画被西方人注释和观看的过程，凝结了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强化了西方人的东方印象。
18世纪后半叶，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展促进了新一轮的商品与文化艺术交流。清政府在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下仅保留广州为通商口岸，广州本地画家和部分洋画家为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强烈好奇及其文化需求，结合西洋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绘制了东方风物主题的“外销画”（export paintings）。这些题材广泛、媒材多样的画作，通过艺术赞助商的订购，纷纷进入西方收藏界，成为西方人观看和想象中国的媒介。名列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的海幢寺[1]因相继接待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和荷兰使团，成为欧洲人眼中最为知名的中国佛寺，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相应地，海幢寺的建筑与佛像也一度成为外销画的主题，至少曾被英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相继订购，现存多个版本。
关于海幢寺外销组画的既有研究，王次澄等学者发现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有两组海幢寺组画，并通过国际间学术合作将该册整理出版，得到学界广泛关注[2]。此外，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Real Compañía de Filipinas）的首任经理人、广州西班牙商馆首任大班[3]阿格特1796年订购了海幢寺组画[4]，附带详细的西班牙语注释。学界对这批外销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幢寺的殿堂建筑与像设、名物考证上，而对绘制者、订购者、收藏历史和艺术趣味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不足。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艺术社会史对艺术赞助、收藏和趣味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探讨[5]，中国外销艺术研究也受此影响。1950年，马格丽特·佐丹（Margaret Jourdain）与索梅·杰里斯（Soame Jenyns）出版了第一本研究18世纪中国外销艺术的通论性著作，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外销艺术品为研究对象，收集了英国各大博物馆的收藏、英国乡野别墅中的中国摆设和数目可观的早期广州外销画，参考了大量游记、书信、货单和日记，从欧洲“中国趣味”的角度探讨18世纪中国外销艺术的风格变化及其对英法装饰艺术的影响[6]。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的《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一书也注意到19世纪初商业背景下的广州口岸外销艺术品，并辟专节来分析广州外销画出现的时代背景，提示研究者应注意从画家身份和艺术赞助人角度入手讨论[7]。目前，这类视角的外销画研究并不多[8]，主要原因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和可靠的档案文献。
本文基于现存的阿格特日记稿本[9]，从艺术赞助与趣味的角度来探讨这批海幢寺外销组画。首先，考证海幢寺组画现存版本的源流和异同，尤其是西语注释版与其他版本海幢寺组画之间的关系；其次，从阿格特日记入手，研究订购商阿格特在广州的活动，以及他与行商的交往；再次，讨论西班牙人的艺术收藏偏好，初步解读西班牙人眼中的中国佛寺；最后，分析海幢寺外销组画与欧洲的东方趣味。
一、 海幢寺外销组画版本考证及诸版本之间的关系
海幢寺外销组画保存至今和文献著录的诸多版本，其流传情况尚未得到厘清[10]。现存版本共三组，两组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以下简称“大英版”），另一组藏于广州海幢寺，均为水粉画。最初的装帧方式已经无法确证，据推测可能是装裱成左右翻折的“蝴蝶式”绘画册页形式。大英版两组外销画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购，于1807年同时入藏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门，未标明具体绘制时间，共91幅：第一组43幅，第二组48幅，画幅大小一致，均长41.9厘米，宽54.6厘米[11]。海幢寺所藏版本，由西班牙人阿格特于1796年订购（以下简称“西班牙版”，图1），共48幅，附有西语注释，与大英版画面尺幅基本一致，长41.3厘米，宽50.2厘米。此外，文献著录的版本可能有两组。其中一组由荷兰人范罢览（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收藏（以下简称“荷兰版”），记录在他撰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794、1795年出使中国皇帝宫廷纪实》中，该书编辑在书末介绍了“范罢览先生的中国绘画收藏”，其中提到海幢寺组画，共48幅[12]。编辑还称，“这所寺院比其他任何寺庙都更吸引欧洲人，它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被两广总督接见的场所，荷兰使团亦在此受到该总督数次接见”[13]。这一论断提示了海幢寺作为外交场所与海幢寺外销组画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799年，伦敦佳士得（Christie’s）拍卖范罢览从中国购得的藏品，这套海幢寺组画出现在拍卖清单中，之后不知所踪。此外，根据邦瀚斯拍卖行中国艺术部资深专家麦志明（Bruce MacLaren）提供的线索，德国语言学家、东方学家朱利叶斯·克拉波特（Julius von Klaproth, 1783—1835）可能也收藏了一组[14]。克拉波特于1805年跟随俄国使团前往中国，游历了西伯利亚以及中俄边境，但这个使团并未到达北京，更不用说广州了[15]。
图1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全册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关于海幢寺组画各版本的订购时间，西班牙版确切为1796年[16]，荷兰版则可通过订购人范罢览的信息来推测。范罢览有两次在中国的生活经历：1765—1773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往返于澳门和广州之间；1790—1795年，担任广州荷兰商馆大班及荷兰访华使团副使[17]。作为荷兰商馆大班，范罢览与在粤的欧洲其他商馆负责人关系密切，留下了大量往来书信，尤其是与英国商馆大班啵啷（Henry Brown）和订购了海幢寺外销组画西班牙版的阿格特。基于范罢览和阿格特的私人亲密关系，荷兰版和西班牙版的订购时间应十分接近。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访华之后，范罢览促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1794—1795年的中国之行，以恭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为名出使北京[18]。之后，他于1795年11月随团离开广州。两年后，此次中国之行的记录于费城出版，即前述《荷兰东印度公司1794、1795年出使中国皇帝宫廷纪实》。据此推断，荷兰版的订购时间应晚于范罢览出任荷兰商馆大班的1790年，可能在1794年荷兰使团到访海幢寺之后、1795年底范罢览离开广州之前。此版包括海幢寺建筑及佛像图共48幅[19]，单就数量而言，可能与拥有48幅图的大英版第二组关系更近。此外，从时间逻辑上说，英国使团早于荷兰使团抵达广州及海幢寺，大英版应订购于荷兰版之前。
大英版的订购是否与马戛尔尼使团直接相关、大英版两组的先后关系问题，还可以从图像本身来分析。以福场园的墓地图像为依据，宋佳钰等学者认为大英版第二组海幢寺组画创作的时间是最早的[20]。大英版第二组“福场园图”只绘有一座墓地（图2），而第一组则是两座，在主墓地左侧的树旁多出了一座明清时期闽粤一带流行的太师椅圈背形墓（图3）。因1790年陈兰芝版本“海幢寺图”（图4）的后园已有两座墓地，故只绘有一座墓地的大英版第二组为更早的版本。再依据第二组画中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建成的毗卢阁，宋佳钰等学者认为大英版创作于1766—1790年之间。另外，由于大英版两组中大雄宝殿前的韦驮、伽蓝两殿为单檐歇山顶建筑，与陈兰芝图中的攒尖顶六角亭建筑不同，因此宋佳钰等学者认为两组均早于1790年。若他们的推论无误，那么以海幢寺为主题的外销画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访之前就已出现。大英版与荷兰版、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画的订购原因并不相同，后两版应与欧洲使团访华密切相关。基于外销画本身的高度写实性，我们采纳宋佳钰等学者的意见，即大英版第二组早于第一组。但依据图像细节，大英版两组的先后关系仍存疑点[21]。
图2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 Add.or.2162(第二组) “福场园”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3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 Add.or.2105(第一组) “福场园”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4 陈兰芝增辑《岭海名胜记》卷六《海幢寺》之“海幢寺”图 1790年 木刻版画
以下分析西班牙版与大英版之关系。较之大英版，西班牙版除了画面设色总体稍偏向淡绿色调（图5）、施色水分更多近乎水彩质感外，构图和主题基本一致，在细节方面与大英版第一组的一致性更高[22]。在图像内容上，不知何故，判断大英版两组外销画时间的重要参考“韦驮、伽蓝两殿图”没有出现在西班牙版中，此处在西班牙版海幢寺平面图中也没有编号。西班牙版也未出现大英版第二组中独有的“八臂观音菩萨图”“三祖像”“弥勒菩萨图”“菩提达摩图”等图像，但包含第一组中独有的“光宣台图”，且“福场园”墓地（图6）的细节也与第一组更一致，有两座墓地而非一座。西班牙版的独特之处也值得留意[23]。首先是建筑。殿堂大门在“开”与“闭”的呈现有不同选择：部分建筑为闭门状态，比如“海幢寺山门图”（图7）所示，大门紧闭而无人，而寺内建筑则主要以开门状态呈现，可以透过大门看见殿中佛像、家具或悬挂的书画立轴，等等；大英版两组则倾向于呈现“开门”状态和门内更多的细节（图8、9）。其次是人物。西班牙版只有两幅寺院殿堂场景中绘有人物，比大英版第二组更少。一个特例是“四浔堂（斋堂）图”（图10），长条饭桌上尚未添置碗筷，斋堂内已坐满了等待享用斋饭的僧人，而大英版的两幅（图11、12）均非如此。再次是构图和视点。西班牙版的“猪栏图”（图13）与大英版两组（图14、15）差别很大。前者将猪栏及猪仔的侧视图呈现于画面右方，左方是另一栋建筑，且场景中未设置任何人物互动；后者两幅均以猪栏和猪仔为中心，呈现正视图，并绘有人物。此外，西班牙版在建筑平面图（图16）的制作上尤为倾注心力。包含海幢寺的所有区域，每一处均有编号及中西双语注释，而主要建筑物的长、宽、高也用中文标注。这必然经过了细致勘察，或许有建筑师参与其中。与陈兰芝“海幢寺图”对比，西班牙版涵盖的区域范围与陈图基本一致，但建筑物的绘制方式不同：陈图呈现海幢寺内各建筑物的正立面，用中文标注各建筑名称；西班牙版在陈图的基础上绘制了总平面图，表现了从高空中俯视建筑群的画面，明确了建筑群的组织关系。大英版只有第一组中有建筑布局图（图17），以俯视的角度、采用焦点透视画法呈现中路从海山门[24]、山门、大雄宝殿到塔殿与后殿的建筑群，在制作之时似乎并未参照陈图。但令人费解的是，西班牙版建筑平面图中只出现了一处墓地，编号为57，与此版本“福场园图”并不一致。以绘制者对海幢寺区域勘察的细致程度来看，墓地及墓地前方、左侧地块均有编号，若有第二座墓地存在，很难解释绘制者为何将其忽略。宋佳钰等学者的研究未涉及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画，但结合此版建筑图，若以墓地为断代依据，结果仍自相矛盾。大英版两组究竟绘制于何时，无法判断。综合上述信息，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画的绘制参考了大英版第一组，但西班牙版建筑图平面图及西语翻译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
图5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1之“海山门”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图6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44之“福场园”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图7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2之“海幢寺山门”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图8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Add.or.2085(第一组)“海幢寺山门”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9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Add.or.2140(第二组) “海幢寺山门”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10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2 6之“四浔堂（斋堂）”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图11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Add.or.2100 (第一组) “四浔堂（斋堂）”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12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Add.or.2153 (第二组) “四浔堂（斋堂）”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13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243之“猪栏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图14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Add.or.2091（第一组）“猪栏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15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Add.or.2149 （第二组）“猪栏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图16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之“海幢寺建筑平面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56 × 80cm 广州海幢寺藏
图17 大英版海幢寺外销组画Add.or.2106(第一组) “海幢寺建筑布局图” 约十八世纪末 册页 纸本水粉 41.9× 54.6 cm 大英图书馆藏
此外，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中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批组画究竟出自洋画家还是广州本地画家之手，或者是两者合作。但从西班牙版编号为18、21、22、26、30、31、32、35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寺院各殿堂内中国传统书法条幅（图18）、浅绛设色的花鸟画立轴[25]（图19）等装饰，笔法纯熟流畅，对传统水墨的掌握和理解颇为深入，不太可能纯粹出自洋画家之手。
图18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22之“地藏楼” 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图19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30之“方丈室”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在梳理了海幢寺组画诸版本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西班牙人在广州的活动以及订购者阿格特身上，以理解有详细注释的西班牙版本海幢寺外销组画被欧洲人订购的众多细节。
二、 西班牙人阿格特在广州的活动与行商潘氏家族
历史学家范岱克（Paul A. Van Dyke）多次强调英国东印度公司资料只反映了广州贸易的一个方面，应挖掘欧洲多种语言的档案，而阿格特日记就是与西班牙贸易方面的核心史料[26]。阿格特出生于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33岁就任广州西班牙商馆的首任大班。他留下的日记包括1779—1798年部分（1796年大部分缺失），现存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城（San Sebastian）巴斯克海洋博物馆（Euskal Itsas Museoa）[27]。在经营西班牙人的广州贸易之前，阿格特专注于航海事业，在24岁就完成了全球航行，日记中一直记录有舰船航行的信息及每日气象。成为西班牙商馆大班后，阿格特日记还记录了船只货物清单、黄埔港及马尼拉港各国船只往来、澳门和广州的新闻、同十三行行商的商业往来、同欧洲其他商馆大班的往来、某些重要信件的副本，等等。阿格特在1793—1795年间的日记中记载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及荷兰使团的行程，但西班牙人并没有向北京遣使的打算。
阿格特受命前往广州的背景是西班牙帝国希望振兴西属菲律宾的贸易活动。1762年9月，欧洲帝国之间的“七年战争”波及西属菲律宾群岛，马尼拉被英国人占领二十个月，港口被迫完全关闭了[28]。此后的二十年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贸易十分凋敝。为重振经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在1785年下令成立皇家菲律宾公司，试图通过新成立的公司加入北美洲与亚洲的皮毛贸易并扩大中国贸易[29]，这是自1565年殖民亚洲以来，西班牙首次模仿荷兰和英国的公司制度[30]。澳门是西班牙人的首选港口，而从1783年起，西班牙船也开始停靠于黄埔，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31]。
西班牙大班阿格特经营着广州贸易，往来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但作为外国人，他并不能自由进入广州城内。除了十三行商馆区，清政府向外国人适度开放的区域是十三行对岸的河南岛，海幢寺即位于此处。据阿格特日记记载，1790年3月，总督福康安在海幢寺召见了十三行的行商和欧洲商人，阿格特趁此机会参观了海幢寺和陈家花园，祭拜了海幢寺内三尊佛像[32]。1795年5月，阿格特的日记中提到啵啷被两广总督召见，并在注释中补充称啵啷获准前往十三行对岸的河南岛，一周两次[33]。此事可参见英国东印度公司存放于广州夷馆的中文函件。1926年，许地山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抄录这些资料并编纂为《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其中有乾隆六十年四月《粤督批英商啵啷所禀十一事件》：
第四件，我夷人为身体怕有病，喜欢行走，到广州不能进城，也不能到阔野地方活动，求大人查核，或准进城，或在城外指一个地方……查广州人烟稠蜜（密），处处庄园，并无空余地，若任期赴野闲游，汉夷语言不同，必致生事故……嗣后应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夷人若要略微为散解，应令赴报，派人带送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但日落即要归馆，不准在被（彼）过夜。[34]
自此，外国人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可前往海幢寺及陈家花园，这两处恰好是阿格特在1790年游览过的地点，以及1793、1794年两广总督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的场所及为使团安排的居所。阿格特消息灵通，但日记中并未说明外国人可前往的地点局限在海幢寺和陈家花园，且把一月两次听错或误写为一周两次。
“汉夷”语言不通，且易滋生事端，成为广州官方允许外国人只能进入特定区域的主要原因。西班牙人在广州的活动需通事协助[35]。从阿格特的日记中可见，西语通事和文书抄写员受雇协助阿格特的活动[36]，行商也时常充任外国商人与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之间的翻译。日记也显示阿格特对中文很感兴趣，曾尝试学习汉字[37]。
语言无形中制约着西方人在广州的活动，同时也影响了外国商人与广州行商的关系，这使得掌握西语的行商具有与西班牙人贸易的优势。在1792年的这份题为“十三行商馆区欧洲人所熟知的广州商行的中西文名称及该行行商的签名”的表格中（图20），第一位是此时的行商领袖蔡文官（Monkua）及其所经营的万和行；第二位是潘启官（Pankekua）及其经营的同文行；第三位是李正茂（Lokua）及其经营的源泉行。西班牙人在广州贸易中最大的行商伙伴是潘氏家族。潘振承（即潘启官一世，1714—1788）在西班牙商馆建立之前即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他的名字以“Pankekua”（潘启官）为西班牙人熟知，而阿格特在广州时期交往的“潘启官”为潘振承第四子潘有度（1755—1820），也称潘启官二世。
图17 阿格特日记编号R634第93页之题为“十三行欧洲人所熟知的广州行商名字及他们商行的中西文名称”表格 1792年 手稿 西班牙巴斯克海洋博物馆藏
从语言交流的角度来说，潘氏家族成为西班牙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必然选择。潘家来自福建，由闽入粤，潘振承年幼时即随其父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后返回中国。根据范岱克的推测，潘振承18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住在马尼拉，因良好的西语听说读写能力及在马尼拉的生活经历很自然地介入到与西班牙人的贸易交往中，在西班牙商馆建立之前已成为西班牙人的主要供货商[38]，且从菲律宾贸易中获取大量白银，这将潘振承与其他行商区别开来[39]。阿格特日记中所记录的行商还包括蔡文官（Monkua）、石中和（Sekenkua）、吴环官（Chonkua）和杨丙官（Pinkua）等，但潘氏家族出现的次数以及与西班牙人的亲密关系是独一无二的，西班牙人与粤海关监督的数次联系是通过潘家，且潘有度写给阿格特的西语信件也保留在阿格特日记中。从潘振承到潘有度，通晓西语这一从事贸易的优势一直在潘氏家族传承，没有其他行商能够与之匹敌。
潘氏家族也参与了与海幢寺相关的外交事务。据范罢览记载，1794年10月13日，潘有度和一位翻译奉命带领荷兰使团前往海幢寺接受两广总督的宴请[40]。潘家是荷兰方记载中参与此次外交事务的唯一行商。尽管西班牙没有向清朝派遣使团，但阿格特与范罢览、啵啷等欧洲商人联系密切，且于1790年就在海幢寺受到总督福康安的接见，必然了解海幢寺对于欧洲人的意义。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潘氏家族是通晓西语又参与海幢寺外交事务的贸易伙伴，也是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中介。从这个角度推测，阿格特很可能通过潘氏家族订购了这批海幢寺组画。
三、 阿格特的艺术收藏趣味与海幢寺组画的西语注释
阿格特本人嗜好艺术，常常在日记中用水彩或素描记录旅途见闻，并收藏了大量东方艺术品。阿格特的艺术收藏趣味是理解西班牙版海幢寺组画的背景之一。
从阿格特日记来看，他亲自绘制的图像大多与马尼拉地区的船只有关，包括一种叫作“banquilla”的小木舟、一种运输乘客的小船“panga”（图21）、运输货物的小船“casco”，等等。其余则是一些奇闻轶事，如东印度公司一艘小轮船船长手上的纹身图案，马里亚纳群岛土著居民用作钱币的一种穿孔玳瑁壳。日记中只有一幅人物画，是一位因破产而受刑的行商肖像[41]。阿格特作为航海家，亲自绘制了多幅地图和海岸图，包括从澳门到广州的水道图（图22）[42]、澳门地图、菲律宾地图、马尼拉地图、毛里求斯东海岸图，并在中国购买了一幅海南岛地图[43]。
图21 阿格特日记中马尼拉区域流行的一种运输乘客的小船“Panga” 1787年 手稿 纸本水粉 西班牙巴斯克海洋博物馆藏
图22 阿格特“澳门到广州水道图”（局部） 1792年 手稿 168 × 84 cm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藏
阿格特收藏的外销画还包括1795年订购的中国神佛水粉画册，由巴斯克海洋博物馆从法国波尔多的古董商手中购得[44]。这本画册在海幢寺外销组画的前一年订购，但人物肖像的绘画风格与海幢寺组画并不一致。根据作品编号，这一批订购的神佛画册至少有43幅，现仅存7幅：第23幅，善财童子；第25幅，关平；第28幅，第二罗汉；第35幅，十一罗汉；第40幅，十六罗汉；第41幅，十七罗汉（图23）；第43幅，地官。画册中佛教人物的身份用中文标记，而注释则是西语和法语。西语、法语展示了当时旅粤欧洲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比如范罢览给阿格特的信件用法语书写，阿格特的回信则使用西班牙语。双语注释也暗示这本画册的观众还包括法语群体。从绘画风格上看，虽然同样采用了水粉技法，但与西班牙版海幢寺组画相比，更接近中国传统释道画的笔墨风格。
图23 中国神佛水粉画册“第十七罗汉” 1795年 册页 纸本水粉 西班牙巴斯克海洋博物馆藏
综合上述信息，阿格特对航海有关的事物兴趣最浓，而对东方异域的兴趣则集中于肖像，尤其是神佛肖像——这些特点反映在他所订购的海幢寺组画中。因西班牙版本很可能是根据大英版第一组海幢寺外销组画绘制的作品，绘画部分并没有呈现西班牙人的独特偏好，但每一幅画补充的西语注释很好地体现了订购人的趣味。海幢寺作为清政府的重要外交场所而成为外销画的主题，但从双语注释来看，阿格特的兴趣并非在东方异域建筑空间的功能或政治意涵，而在神佛背后的故事。
海幢寺的图像已经超越了语言，向西方观众生动展示了海幢寺的各个方面，而西班牙人对建筑和佛像进行注解时，也遵从了某种固定模式。对于建筑，西语注释尤其注重建筑物的体量、坐落方位以及测算与其他建筑之间的距离，并解释其中安放的佛像。如第16幅图（图24）：
图中是Jau ti［观音殿］，坐落于广州海幢寺的第五座院子。殿中安放着一尊纯金佛像，高度超过4.5 码（varas）[45]，称作Miào Shàn［妙善］，她有三只眼睛，如随后的第17幅图所示。从塔殿到观音殿的平均距离是118丈。这座建筑从A到B的长度是245（丈），建筑的两边，如C、D处，与前一座神殿一样，有各种房间，是一个个小隔间。[46]
图24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16之 “观音殿”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全部注释中只有此处的佛像高度使用西班牙人熟悉的单位，其余建筑和佛像注释均以中国的“丈”为单位，不再出现西班牙长度单位。
至于佛像，西语注释注重凡人何以成佛的故事。如第17幅图“观音大士”（图25）：
Miào Shàn［妙善］，或Cuàn y
图25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17之 “观音大士”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另一个案例是第9幅图“三宝佛”（图26）：
这三尊佛像放置在Tai Jan tin［大雄（宝）殿］的正中（大殿图像在前一页），代表着佛教的三宝。第一位佛，即图中最右，称作Sè Kia［释迦（摩尼）］，中间是Miào N
图26 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编号9之“三宝佛”图 1796年 册页 纸本水粉 41.3×50.2cm 广州海幢寺藏
西语注释存在明显的佛教常识错误，尤其是三尊佛的尊格与他们对应的位置。大英版两组海幢寺组画中均有此图，但无文字注释，研究者们认为这三尊佛像是“三世佛”（又称“三宝佛”），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左边是迦叶佛，右边是弥勒佛[49]。此外，西语注释认为三宝佛“发明了航海”，可能是翻译过程中将佛教里“普渡”的抽象意涵具体化、再按照订购者的兴趣过度阐释所致[50]。这恰好反映了阿格特对航海相关事物的收藏兴趣，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因翻译造成误读的一个案例：西班牙人将东方的佛教故事纳入到以航海和冒险精神所主导的意义阐释系统。
注释文本的长度及其解释模式表明了订购者的趣味，这也依赖于广州西语通事的知识储备，具有民间性。通过西班牙人的趣味偏好来拣选通事所掌握的佛教知识，可能与官方叙事不符，却体现了另一种维度的民间记忆——很可能是18世纪末广州流行的民间知识。虽然西语注释对佛教故事有过度发挥的一面，但没有简单地用西方文化框架套入东方故事。例如，许多传教士著作中常以天主教故事比附佛教故事，以便读者理解东方宗教。这种情况或许与阿格特的身份有关，他是商人、航海家而非狂热的传教士。
结语：海幢寺外销组画与欧洲的东方趣味
1796年末，阿格特离开广州，经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返回欧洲。1797年8月22日，正在毛里求斯岛考察的法国博物学家让·马塞（Jean Macé）在日记中记录了与阿格特的交往。马塞观摩了阿格特收藏的一批有关中国历史、风俗、艺术以及贸易的绘画作品，包括1796年订购的海幢寺（其读音在马塞的日记中转写为 “Yan-tshan-seu”）纸本水粉画册[51]。遗憾的是，阿格特并没有记录与马塞的交往，1797年8月的日记中只有毛里求斯岛各区域的探险汇报、船只进出港信息和商业情报等等，他的日记中也没有出现与艺术品订购或收藏相关的信息。
我们可以从阿格特的身份及其日记的性质来推测日记中为何没有艺术收藏的相关信息。阿格特作为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的首任经理、广州西班牙商馆的首任大班，他的日记是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年度报告的重要部分，每年年末都被送回马德里。广州日记的部分以记录商业信息为主，并非私人生活日记。如果海幢寺组画是为公司所订购，那么应同其他日记和地图（如海南岛地图，澳门到广州水道图等）一起送回西班牙，最终入藏图书馆或博物馆。而此版海幢寺组画封面写有“为皇家菲律宾公司首任经理人阿格特收集”，随阿格特本人一同离开广州且最后进入私人收藏家手中，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阿格特私人订购的外销画。并且他悉心为这批组画增补西语注释可能是出于自我的收藏欣赏需求，也可能是为了之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这批外销画。这些注释不是为了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的利益，更可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为了潜在的西班牙买家所作，他们痴迷东方艺术但不能亲身前往。欧洲对“中国风”（Chinoiserie）的狂热在17、18世纪达到顶峰[52]，在18世纪末仍未消褪，而学术上的“东方主义”在此时蓬勃兴起，尤其是对东方语言、历史和文学的兴趣。阿格特在1795年订购的神佛主题画册也具有相同性质：他在1795年的日记中并未提及任何线索，但这本以西、法双语注释的外销画最后出现在法国波尔多的古董商手中。这个逻辑也可以解释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海幢寺组画为何没有注释：它们是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而非为私人所购，可能与当时流行的东方趣味相关，但英国人并无转售的打算。
海幢寺以接待英国与荷兰使团而扬名西方，但游记与外销画记录的海幢寺则重点迥然不同。范罢览记录的海幢寺，是由无数士兵守卫、代表强势清政府“怀柔远人”的宴会地点，是外国使团对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行三跪九叩大礼的场所[53]。在这种震慑之下，荷兰人还来不及凝神感受东方佛寺建筑和佛像的宏大与庄严。而在外销画中，海幢寺作为纯粹的宗教空间出现，没有任何画面或人物提示这里也是见证东西方互动的外交场域，成了被观赏的、政治性色彩消褪的花园式佛寺。在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的注释中，虽然没有完全从西方文化的解释框架阅读东方（除了阿格特本人对航海的趣味），但其阐释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欧洲的东方趣味：古老而神秘的佛教故事被强化，承载着东方外交威仪的建筑被简化为东方距离单位标注下的冷冰冰的数字。虽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此时尚未负面化，但这些“艺术趣味”最后发展成西方相对于东方的优越感与文化偏见，伴随着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高潮凝结为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54]。外销画，作为艺术商品本身虽与东方主义无关，但它们在被观看、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欧洲的东方印象。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阿格特订购的海幢寺组画曾被多少欧洲观众或东方学家鉴赏、品评、阐释和收藏，构建出西方人心中何等庄严的东方寺院，这一切早已隐没于历史；抚今追昔，这组画册从广州的贸易网络出发走向世界又回归初始地，从迎合欧洲东方趣味的外销艺术商品转变为一座中国岭南名刹对自身光辉岁月的无限追念。
注释
* 本研究得到广州海幢寺住持光秀法师和广东省博物馆任文岭副研究馆员的支持。因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闽粤·海洋”营提供的机会，本文作者得以现场观摩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特致谢意。文中发布的所有西班牙版海幢寺外销组画已得到授权。
[1] 关于广州海幢寺的最新研究，参见杨文信：《荟萃中西—多元功能——重构清朝中后期海幢寺历史的起点》，释新成、释光秀主编：《海外文献与广州海幢寺文化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版；宋家钰、卢庆滨、陶国垣：《法钟声传禅关外，海幢招提烟雾间——羊城古名刹“海幢寺”图史考略》，王次澄、吴芳思、宋家钰、卢庆滨编著：《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5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达亮：《清代外销画中的广州海幢寺》，《法音》2015年第7期；谢辉：《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清代海幢寺刻经述略》，《国际汉学》2017年第2期；王元林、陈芸：《清代中后期广州海幢寺的对外开放与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6期。
[2] 大英图书馆所藏两组海幢寺外销画的图录，见《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5卷。《海外文献与广州海幢寺文化研究》以“海幢寺外销画研究”为专辑，收录了黄夏年、张总、李巍、金峰等学者近年来的论文和海幢寺释光秀住持的总解说，均以大英图书馆所藏清代外销画为研究对象，并未梳理海幢寺外销画多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以及西班牙语注释版外销画的具体情况（《海外文献与广州海幢寺文化研究》，第19—72页）。
[3] 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在广州的西班牙商馆，即西班牙商馆，于1788年建立，商行的经理人即粤语中所称洋行大班。
[4] 2016年由广州海幢寺从邦瀚斯（Bonhams）拍卖行购回。
[5] 英国艺术史家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1963年关于巴罗克时代意大利的艺术赞助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为新艺术社会史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之后，他的另一专著《艺术中的再发现：英国与法国趣味、时尚和收藏的某些方面》，从多角度考察了公私收藏活动、宗教与政治态度、新的复制技术在新艺术观念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将艺术趣味、赞助理论的探讨推向深入。参见Francis Haskell, Patrons and Painters: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talian Ar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he Baroqu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以及Francis Haskell, Rediscoveries in Art: Some Aspects of Taste, Fashion, and Collecting in England and France, Oxford: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76。
[6] Margaret Jourdain and R. Soame Jenyns,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reat Britain by Fletcher ＆ Son Ltd, 1950. 转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7页。
[7] 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陈瑞琳译，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0—90页。
[8] 清代广州外销画中外研究的文献回顾，参见《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第3—15页。
[9] 西班牙巴斯克海洋博物馆已经将阿格特所有日记扫描成电子文档，并公开发布。具体见巴斯克博物馆官网的阿格特展区（The Manuel de Agote collection, Euskal Itsas Museoa），https://itsasmuseoa.eus/en/collection/typology/the-manuel-de-agote-collection（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7日）。
[10] 宋家钰、卢庆滨、陶国垣指出：“完整而详尽的寺院绘画，不仅中国历代绘画所无，在各国收藏的近万幅清代外销画中，目前仅见于大英图书馆藏有此画，其历史价值之珍贵不言而喻。”2011年之前，宋家钰等学者未知有西班牙语注释版和荷兰版海幢寺组画存世（《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5卷，第2页）。
[11] 第一组43幅编号为Add. or. 2084-2126，第二组48幅编号为Add. or. 2139-2186。
[12]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4-305.
[13][19]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04, p. 305.
[14] 信息来自麦志明（Bruce MacLaren）与严旎萍的私人邮件，2020年5月21日。
[15] 有关克拉波特的信件往来和相关文件，参见Julius von Klaproth and Hartmut Walravens,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Briefe und Dokumente, Vol. 4,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99。由于笔者不通德语，无法作进一步研究。
[16] 西班牙版本海幢寺画册封面写有“阿格特，皇家菲律宾公司首任经理人，收集，于广州，1796年”（recopilada pr Manuel de Agote, primer Factor de la Real Compañía de Filipinas, en Canton, Año MDCCXCVI）。
[17] J. J. L. Duyvendak, “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 （1794-1795）”, T’oung Pao, Vol. 34, 1/2 （1938）: 1-137.
[18] 关于这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的研究，参见蔡香玉：《乾隆末年荷兰使团出使缘起》，《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
[20] 宋佳钰等学者认为，两组海幢寺外销画的编号顺序无法作为入藏先后的判断依据，因为东印度公司收藏的一批中国外销画，无论入藏大英图书馆的时间早晚，都在19世纪初登录编号（《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5卷，第2页）。
[21] 大英版两组虽然数量不一致，但图像主题、构图方式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海幢寺海山门、山门、大雄宝殿、舍利塔殿、观音殿、毗卢阁、经坊等主要建筑，以及海幢寺供奉的韦驮、伽蓝、三世佛、观音、毗卢遮那佛、四大金刚力士、十六罗汉和二十四诸天等主要佛像。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场景上，第二组较第一组作品增加了许多人物，细节更丰富，画面更生动，使观众有代入感。其次，在设色上，第二组倾向于用蓝色来呈现建筑物以及佛像、菩萨的飘带等细节，第一组绘画倾向于用偏绿的色调来填涂建筑物的瓦片，佛像细节的色彩晕染层次更为丰富。如果推测的设色倾向是准确的，大英版两组海幢寺外销组画在同时编号时发生失误。再次，建筑及院落中植被疏密亦有差异。树叶颜色和疏密或许与描绘的季节有关，但第二组院落中的植被明显较第一组数量更多，且很多是新苗，似乎在第一组绘制之后栽种。两组的一致性说明创作时有所参照，而差异之处则表明第一组的绘制时间可能更早，与宋佳钰等学者的推论相冲突。从绘制逻辑来说，如果大英版第二组以第一组为参考底本，画工改变了色彩基调及部分植被细节，增加了更多人物作为海幢寺建筑场景的点缀，让观者更身临其境；反之，如果大英版第一组以第二组为参考底本，第一组选择删去了场景中的人物互动。由于缺乏其他线索，大英版两组的先后关系两种可能性均存在。
[22] 哼哈二将是一个特例。西班牙版为单幅，与英国版第二组一致。
[23] 海幢寺所藏的西班牙版图册是否完整，有待商榷。册页中建筑物及佛像的图编号只到第44幅，但平面地图中标记的编号一直到第59处。虽然某些标记的地点，如后园、柴寮等处，没有必要单独呈现，但英国所藏的两组中均出现的“静远堂图”在这本图册中并未出现，有可能已经遗失。佛像方面，英国所藏两组绘画中同时出现的“紧那罗王尊天菩萨”也未曾出现。
[24] 清代广州海幢寺建有两座山门，一是面临珠江、连接江边码头的前山门；一是后山门，即海幢寺的正式山门。前山门亦称“海山门”，门前为码头，左右是商铺。
[25] 若仔细比对图像细节，现存三个版本的“方丈”室中悬挂的中堂题材都不同，西班牙版的中堂立轴题材是竹石图，大英版第一组（编号Add. or. 2096）是书法立轴，大英版第二组（编号Add. or. 2159）是山水花鸟画。
[26] 参见Paul A. Van Dyke and Susan E. Schopp （eds.）,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 Beyond the Compan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有关阿格特和西班牙菲律宾公司的西语论文，参见Ander Permanyer Ugartemendia, “Españoles en Cantón: los Diarios de Manuel de Agote, primer factor de la Real Compañía de Filipinas en China （1787-1796）”, Itsas Memoria. Revista de Estudios Marítimos del País Vasco, 7, Untzi Museoa-Museo Naval, Donostia-San Sebastián, 2012, pp. 523-546；Pedro Luengo Gutiérrez, “Manuel de Agote. Diálogo cultural y cartografía en China a finales del siglo XVIII”, Itsas Memoria. Revista de Estudios Marítimos del País Vasco, 8, Untzi Museoa-Museo Naval, Donostia-San Sebastián, 2016, pp. 759-770。
[27] 1796年的日记中只保留了12月中旬之后“我们的受孕圣母（Nuestra Santa de la Concepcion）”号舰船从黄埔港到马尼拉湾的航行记录，1月到11月部分的日记并未保留下来。在1795年的日记中，未见任何与海幢寺或订购外销画或与画师来往的记录。
[28] 英国人在七年战争期间占领马尼拉的研究，参见Nicholas Tracy, Manila Ransomed: The British Assault on Manila in the Seven-Years’ War, Exeter, England: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5。
[29] 从北美对华贸易来说，皮毛虽不是广州贸易的主要交易物，但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最重要的商品。有关跨太平洋皮毛贸易的研究，参见James R. Gibson, 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1841.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有关清朝皮毛贸易的研究，参见谢健：《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关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0]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Royal Philippine Company”,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 No. 4 (1920): 491-508.
[31][39]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8, p. 79.
[32] 此处“海幢寺”的名字并没有在文中写明，只提到在河南岛上的一处寺庙（un pagode grande），陈家花园（“la huerta de la casa del janista chokua”）西语的意思是“行商chokua（陈捷官）家中的花园”。西语原文：“Si el mes pasado tuvimos la fortuna (su asi se puede llamar) de ver al hijo e hijas del sontu Fukangan, el 31 de este logramos ver a el mismo en Jonan (lugar situado en la orilla opuesta en este rio frente que frente de estas factorias) adonde paso a adorar a tres deidades que entre otras hay en un pagode grande (*) ……nosotros tuvimos permiso de poder ir a verlo a pagode y a la huerta de la casa del janista chokua.” (*) 注释部分称“中国人称这三尊神像为观音菩萨”（a estas tres deidades llaman los chinos Cum yam puzan）。参见Diarios de Agote （阿格特日记）, 1790, R-632, p. 81. 本文出现的所有西语均由作者从手稿原文转写，并翻译成中文，为了便于读者核实参考，在相应注释位置添加了西语注释原文。
[33] 西语原文：“Se asegura que en esta ocasión el Sontu le significo, que quando gusta se podia entrar en la ciudad, precediendo aviso y ir a pasear a Jonan dos veces a la semana…Jonan está a la otra banda del Rio, frente de las Factorías.” Diarios de Agote （阿格特日记）, 1795, R-637, p. 55.
[34] 《粤督批英商啵啷所禀十一事件》，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卷下，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65—166页。据《粤海关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重申此令，并增加为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每次十人（梁廷枏著，袁钟仁点校：《粤海关志》卷二十九《夷商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4—572页）。
[35] 通事是广州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与之相关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值得关注。（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江滢河、黄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6—93页）
[36] 巴斯克海洋博物馆所藏阿格特日记每一年的字迹并不一致，并不清楚是本人抄写还是由不同抄写员誊抄。
[37] 阿格特日记中1790年到1792年的部分出现过汉字，从字迹的熟练程度来看，并非阿格特本人所写。1790年6月的“各种新闻”部分，出现的中文包括“封敕”“安”“南”“国”“王”几个汉字（包括其读音和含义）和一面写有“封敕安南国王”的旗帜。1792年6月的“不同消息”部分，则记录了两个表格。第一张表格是十三行商馆区欧洲人所熟知的广州商行的中西文名称及该行行商的签名，第二个表格则是在近十五年破产的行商及其商行。两表中第一行是他们商行的中文名称，第二行是商行名称的西语转写（根据广州话发音），第三行是该商行行商为欧洲人所熟知的签名名字（阿格特日记在记录行商名字时偶尔也写下他们中文名字的发音）。另外，1792年7月日记，绘制有安南国王授予西班牙船长马里阿诺·德·欧勒阿（Mariano de Olea）从菲律宾和中国方向驶入的进港许可旗帜（“天南皇帝赠送旗号与吕宋船主端吗呤怒啊喱吧进港贸易”）。1793年日记的年末部分，阿格特解释了中方在检验进港船只时候所用到的一些术语，并在注释中记录下一些汉字。分别是：两、钱、分、厘、毫、丝、忽、微、织、沙、鹿、埃、渺、漠、糢、糊、逡、巡、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净、担、斤。但1793年之后的日记中未再出现汉字。
[38] 有关潘振承的经历，参见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61-96。中文相关研究，参见潘剑芬：《广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0]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
[41] 以上绘制的图像，分别见于1787年、1787年、1797年、1794年、1797年、1795年的阿格特日记，这些图像已收录于巴斯克海洋博物馆网站阿格特展区文档“Dibujos extraídos de los diarios de estancia y navegación”中。见https://itsasmuseoa.eus/images/Fondo_Agote/agoterenmarrazkiak.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7日）。
[42] 阿格特1792年日记绘制有一幅“澳门到广州之间小船可航行通过的水道图”（Plano de rio por el qual se navega con embarcaciones menores entre macao y canton），图中标记了“Canton”（广州城），十三行所在的沙面地区用了一小排房子标记，而对岸画了一排小房子并标记出“Jonan”（河南），这部分地区应该包括了海幢寺所在地。此图有重绘版本，去掉了原图中黄埔港部分，该图现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编号为MR/42/487。
[43] 海南岛地图现藏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编号为MR/42/488。这幅海南岛地图的相关研究，参见Pedro Luengo Gutiérrez, “The Agote Map of Hainan Island, China: A Case Study for Cultural Dialogue in Eighteenth-Century Cartography”, Imago Mundi, 69, No. 1 (2017): 85-98。
[44] 此画册见巴斯克海洋博物馆网站阿格特展区文档“Colección de algunos Dioses y Hombres Venerables a quienes los Chinos ofrecen Sacrificios, 1795”， http://irudi.gipuzkoa.net/untzimuseoa/3498-1%20A%203498-7/files/assets/basic-html/index.html#page1（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7日）。
[45] “vara”是西班牙的长度单位，与英制单位中“码”接近，1 vara约合0.835米。
[46] 这幅画下方的西语注释原文：Vista del Santuario de Jau ti, que esta en el quinto patio o divicion del grande pagode de canton Jày Thàn[sic] Tsù en donde esta colocado un ydolo dorado de una estatura de mas de 4 1/2 varas de alto que se llama Miào Shàn el qual tiene 3 ojos según se manifiesta en la figura que esta a la buelta, y es el no.17. La distancia que promedia entre el anterior santuario tap tin, a este, es de 118 paos, y el ancho del santuario deste A a B 245. En cada costado como C y D hay como en el anterior santuario varios avitaciones como seldas.
[47] 以上翻译段落中的中文专有名词根据西语发音复原。当西班牙人在听到这些中文发音的时候，他们是根据粤语广州音进行转写，不过，西班牙人对外语姓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转写比较随意，妙清和妙音乃是根据佛教典籍推测。这幅画下方的西语注释原文：“Miào Shàn o Cuàn y
[48] 这幅画下方的西语注释原文：“Estos tres ydolos que estan colocados en la testera del santuario nombrado Tai Jan tin （cuia estampa esta a la buelta） representan las tres preciosidades de Fokiao. El primero de la derecha se nombra Sè Kia, el del medio Miào N
[49]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第5卷，第58页。
[50] 此处的西语原文“los quales fueron los primeros inventores de la navegación”中的“navegación”是实指航海（术）还是虚指“渡人”，或许仍有争议。不过我们可以与一份16世纪末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编纂的《谟区查手稿》（The Boxer Codex）对广州地区的海神“洪圣大王”（Husin）的描述进行对照。《谟区查手稿》描述洪圣大王时称“这尊称为Husin的佛像是中国人之中最早发明航海术的人，也是第一位造船的人”（Este ydolo llamado Husin fue el primero que entre estos chinas ynuento el arte de nauegar y que primero hizo nauios）。《谟区查手稿》中西班牙人理解的“inventó el arte de navegar”与三宝佛注释里“los primeros inventores de la navegación”，一个主要使用动词进行表述，一个使用名词，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谟区查手稿》中“arte”提示出这是一项具体的“术”，我们倾向于认为西班牙人对于三宝佛的理解也应该是比较实指的“航海”。《谟区查手稿》见George Bryan Souza and Jeffrey Scott Turley, The Boxer Codex: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n Illustrated Late Sixteenth-century Spanish Manuscript Concerning the Geography,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Pacific,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Leiden: Brill, 2016, p. 308。
[51] 马塞在日记中记录阿格特所藏海幢寺画册这一条史料最初是邦瀚斯拍卖行官网提供，https://www.bonhams.com/auctions/21882/lot/123/?category=list（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Paris, 1849, 3rd series, p. 91。
[52] 有关欧洲“中国风”的经典研究，参见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3]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0-24.
[54]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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